编者按:黄文锋教授专著《企业家精神》出版后被《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求是网、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大力推荐，并获得省政府颁发第九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黄文锋是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省经企联)常务副会长。现省经企联微信公众号及网站连载，希望能对各位会员及广大企业家带来益处。
连载之三十二:
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宏观经济学把复杂多变的经济简化为投资、消费、储蓄这样的简单循环,没有真正把握经济的本质。微观经济学走得更远,把企业的活动简化为厂商的生产函数,完全抹杀了企业活动的本质。真正触及经济本质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是企业家行为。熊彼特、奈特、海耶克都属于这一学派。人类发展到今天,一直受错误经济学的困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对此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人类将会继续遭受更多的痛苦。每次经济危机来临,凯恩斯主义的幽灵就在经济学的上空飘荡。凯恩斯主义理论看上去非常有道理,其实对整个人类是个很大的祸害。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竞争导致了无序的后果,一定时期会引起经济危机,所以政府必须出面干预这种无序行为,各种财政、货币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样萧条的经济面前,政府并不能无所作为。而市场学派仅仅停留在呼吁创新、让市场自动修复的阶段,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操作性做法,因此他们的呐喊苍白无力,逐渐被边缘化。正是由于没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工具,市场学派的影响日渐式微。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要解决权力对市场的侵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应该是市场学派所倡导的无为,而应该是大有可为。这种可为首先表现在切实防范各种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伤害,防止层出不穷的权力以管制的名义阻碍企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各种权力对市场的伤害问题。2014年9月,天津滨海新区将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合并为“一局一章”,原有的109枚公章就此废弃。2014年11月,这109枚封存的公章永久收藏进国家博物馆。每枚公章都曾是一道通往市场的“关卡”,都是一项权力。原来许多企业仅立项就要耗费几年的时间,盖上百十个公章,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待到立项成功了,市场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109枚公章送进了国家博物馆,但并不表明各项权力对市场的伤害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2015年9月18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董事长孟凤朝说:“总理,我们现在一个项目要交多少保证金,我给您念念。有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信用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安全保证金、入市保证金、考核保证金、文明施工保证金、审计预留保证金、复垦保证金、施工进度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确实承受不起啊!”李克强听到孟凤朝发言后问道:“你们现在分公司、子公司一共有多少?”孟凤朝回答说,目前有30多家子公司,分公司和项目公司加起来有500多家。李克强总理非常惊讶,立刻询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多公司。“这主要是为了投标,”孟凤朝解释道,“因为建筑市场很多项目要求,承揽任务必须在当地注册实体子公司。”“这是地方和项目业主的自行规定,并在标书上有明确要求。”孟凤朝说,“刚才我没说全,我们现在实际上共有700多个子公司,其中有200多个是为了投标注册的‘空壳’。”一个大型国有企业面对地方上的各种权力都倍感无奈,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就可想而知了。在深化改革的今天,要清理市场上有形无形的权力对企业发展的制约,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坚持不懈,才能把一些异化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权力对市场的伤害问题,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全世界都在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或者创造经济奇迹的原因,有各种奇谈怪论,比如精英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起始于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庞大的行政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让广大民营企业有了选择的自由和选择的动力。所谓选择的自由,是指民营企业可以进入许多普通的领域。中华民族苦难了很久,给一缕阳光就灿烂,苦难和贫穷极大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和激情,出现了一大批走街串巷的商人,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就是对高税负采取务实态度。我国的税负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企业完全按照税法规定纳税,基本上很难生存。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为搞活国内生产总值(GDP),在高速发展的那几年对企业税收采取了放水养鱼的态度。这样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取得了比较好的平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企业送税上门,税务局竟要求退回去,因为怕交多了,来年下达高指标。所以,实事求是的做法规避了过重的税收对企业发展的伤害,让企业有了选择的动力。我认为,正是有了选择的自由,企业家群体才能出现,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全部秘密。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之所以长期落后或者陷入停滞状态,莫不是由于企业没有选择的自由,或者是有选择的自由但缺乏选择的动力。许多落后国家虽然实行多党民主制,但实际上没有民主,只有民粹。在社会财富处于两极分化或者全面贫穷状态时,民粹会导致大众对腐败、富人深恶痛绝。这个时候的民众不可能是理性的,某个政党和个人就会利用这种仇恨情绪,倡导看上去符合大众利益实际上最终伤害最大的还是大众利益的政策。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把所有油田收为国有,鼓吹均贫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现在整个国家却陷入破产的境地,拖欠中国的巨额外债没有办法偿还。希腊每个政党上台之前,都承诺给民众高福利、低失业以拉取选票,上台后却不能兑现,导致政府走马灯似的撤换。中国同样有民粹,他们在前几年到处鼓吹国有资产流失,不仅影响了广大民众而且影响了当时的政府,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倒退。挑起民粹的政党和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煽动大众的不满,把整个社会推向越来越坏的方向。民粹就是煽动群众,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好的做法就是基于高尚名义的道德愤慨。一旦群众情绪被刺激起来,大众心理在不断的相互暗示、自我催眠中就变得越来越专横、偏执和凶暴。这是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一书对民粹最精辟的剖析。民主只会出现在社会阶层呈现橄榄状的社会中,就是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社会的怨恨情绪比较少,社会大众的心理比较成熟,这个时候进行的大众投票才是理性的。在一个理性的社会,民粹分子没有用武之地。当年为了出名,有些民粹分子大闹香港证监会,打着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旗号舌战群雄,但始终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只好灰溜溜地跑到内地,在内地以国有资产流失而一炮走红,被平民大众奉为青天。在一个民粹盛行的社会里,企业即使有选择的自由,也没有选择的动力。由于政府各个环节和部门处处腐败,办任何事效率极其低下,企业要想发展尤其困难,权力经济盛行。更可怕的是,这些国家别的不强大,工会组织非常强大,动不动就组织工人罢工,和企业主谈条件,让人对创业望而生畏。所以,企业实际上没有选择的自由,也没有选择的动机。民粹非常厉害的地方还有我国台湾地区,现在台湾地区的年轻人是逢中、逢大陆必反,例如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课纲的修改等。问他们这些事情的具体内容,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自主、民主不可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作用。因此,人类所追求的民主,实际上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没有多少国家真正达到,绝大多数国家陷入的是民粹,包括现在实施高福利政策的发达国家。这些高福利政策都是民粹的结果。执政党上台后为了博取民众的欢心,都扯起为大众谋福利的大旗,最后导致恶法(如税法)盛行,进一步伤害社会发展的动力。既然民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许多实行民主的国家却沦落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都实行民主多年,且有着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法规法律很健全,为什么有些却被拖到破产的边缘?所以,在我的框架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自由,而不是似是而非的民主。有了自由以后,才会涌现出企业家。如果强权的政府能够对伤害市场的各种法律和权力开战,使企业有选择的自由,同时有选择的动力,那么也能达到自由这一结果。美国社会之所以还保持比较旺盛的创造力,是因为它的社会福利还没有达到使人懒惰的地步。在美国,贫穷、弱者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同情,美国社会更多的是追求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从人类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如果无条件地追求民主,一定会陷入民粹的可悲下场。任何时候,无论是经济高速发展还是经济危机,政府所要做的事情都是不断推进改革,降低体制运行的成本,减少各种不恰当的干预行为,使企业在市场上的“摩擦力”不断减少。这样政府就会越来越小,和市场的边界就会越来越清晰,真正达到“小国寡民”的地步。人类社会只要存在,不论实行的具体制度是什么,都要极力遏制各种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伤害。只有政府对各种干预行为保持高度的敬畏,以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作为自己矢志不移的目标,人们才会有选择的自由和选择的动力,一批批企业家才有可能出现,经济奇迹也才有可能发生。杰弗里·塔克在《奥巴马为什么失败?》一文中对奥巴马的评价用了四个标题:为何他搞砸了、对经济学的无知、技术官僚接管、统治不能创造财富。这样的评价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很难想象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作为智囊团,总统怎么可能对经济学无知?作者说,奥巴马给人希望又富有魅力,有可以信赖的智囊团,可是他没有结束持续的经济停滞。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理解经济学,对创造财富和繁荣的自由动力不知欣赏。这就是说,他认为财富创造是理所当然的,好像这是一部机器,没有必需的燃料也能自己开动。作者在“统治不能创造财富”一节中对奥巴马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拥有无可挑剔的资历,拥有一贯正确的朋友。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教育体系的受害者。正是这个教育体系,压制着经济学的伟大真理。尽管他看似对一切都有着丰富的知识,有着无穷的魅力可向公众兜售,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环节。他不理解财富并非给定;财富必须由活生生的人通过创业和创新、贸易和试错来创造。人们需要的是尝试的自由,而不需要一个管制征敛的国家出来碍手碍脚。财富的创造,不会因为在白宫有一个心地善良、受人欢迎的家伙而发生,只会因为有正确的机制而发生。他昧于这最简单的一课,否则尚有可能转败为胜。不是实施更层出不穷的管制,不是采取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医保改革,不是给产业加上更加沉甸甸的负担,他走的可能是另一个方向。奥巴马政府恰恰是以追求公平、公正为目标,颠倒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管制层出不穷,人们自由选择的动力大大减弱,使得在他的八年任期期间,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对好流动的人群总体上是打压的。因为他们好动、不安分,这和封建统治者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性,他们往往会冒犯统治者的天规戒律。所以我们看到,封建统治者越是想使自己的江山永固,本能地就越想对这类人进行控制,从头脑到行动。然而,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一群敢冒险、好折腾的人不断开辟未知疆界,使人类思想和意识不断突破限制,由此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历史。企业家所具备的这种特质,导致他们的行为为人类创造了价值,缝合了社会的裂痕,熨平了经济发展起伏不定的周期,倒逼了各种社会制度改革。在企业家的企业里,人得到成长,激发出潜能,实现了生命的尊严。企业家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成为人类文明最宝贵的精神。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脱实向虚。大家一窝蜂地搞资本运作、金融创新。不是说金融创新和资本运作不需要,而是大多数社会精英、高智商人士都聚集在投资银行、基金等领域。由于上市的实体企业真正有价值的不多,他们不断进行各种资产重组和金融创新,实际上许多都是没有价值创造的倒腾。而企业家活动的特点是创新和破坏性创新,通过他们的创新活动,经济面貌会发生深刻改变。当年中国彩电还是奢侈品的时候,国美、苏宁家电大卖场的出现就是一个破坏性创新。它们大大降低了物流和采购成本,使各种家电成为每个家庭都用得起的日用品。在美国以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福特提出要让每个家庭都有一辆轿车,最后梦想成真,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就是破坏性创新。苹果智能手机把人类带到了移动的时代,使人类的交流沟通更加便捷,无键盘、简约智能化设计就是破坏性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无论是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新技术的突破,还是新行业的开辟,要么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要么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要么开辟了新的消费领域,结果都是把人类带到更幸福的水平,企业家通过这些活动为人类创造了价值。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整个社会仇富心理严重。前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靠牺牲环境以及高能耗、物耗维持的发展模式,也是有一定的权力参与谋取利益的过程。所以导致财富两极分化,使社会处于某种程度的紧张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深刻剖析了革命发生的原因。一个社会,如果任凭各种矛盾持续激化,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不断撕裂,就会像清朝末年那样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崩溃的前夜一定会有革命。而革命“不会摧毁旧制度的枷锁,只会强化这种枷锁”,“革命并不是一项成就,也不是新时代的黎明。它源于年迈腐朽,源于思想和制度的枯竭以及自我更新的失败”。一个社会中出现大量喜欢挑战的企业家,通过他们的价值创造缝合社会的裂痕,缩小贫富差距,就会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这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当面临全球经济危机时,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各种有效无效的投资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投资的中心最后都转移到房地产以及相关的产业中,导致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的制造业老板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房赚得多的怪现象。而当房地产在高位盘旋时,银行、地方政府平台债、信托、基金等各种金融资产都压在房地产上,导致房地产反过来又绑架了整个经济。为了消化大量积压的房地产,2016年初中央提出去库存,结果导致强压下去的房地产又如熊熊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各地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颁布禁购令强行按住高烧不退的房地产,防止其死灰复燃。现在银行的行为更是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房地产处于打压状态,但是除了房地产一般行业它们并不敢放贷。尤其是中小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低,优质客户与它们无缘。而小客户除了地产行业,从中国经济过往的经历看都风险极大。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生态。这个生态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拉动、机会导向、短期套利、政策红利。在房地产的暴利面前集结着各路资金,而土地是政府的,所以房地产商拿地又和各级政府的权力纠结在一起,导致了许多和权力合谋的行为。据报道,北京和上海在反腐败的高压威慑下,居然有几十万套房子找不到主人。事实也证明,房地产是近几十年来最聚富的领域。《财富》排行榜上的富人大部分都是靠房地产发家的。一个领域存在超出平均概率的发财概率,就会使资金、人才、技术统统向这个领域集聚。近几年的房地产、资本市场就是这样。而这样的结果导致一个领域发展过热,其他领域发展过冷,总体上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错配,起起伏伏,冷热交替,这种情况下政府又不得不进行干预。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状态使政府疲于应付,人民处于焦虑状态。在一波波的经济周期中,中产阶层不是壮大起来而是在不断缩小。如何熨平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拉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企业家行为是治理这种经济波动的中坚力量。能够称得上企业家的人,都耐得住寂寞。他们追求自己的愿景、梦想、目标而沉浸其中,往往能够抵挡得住外界的浮躁、喧闹、泡沫的诱惑。在2007年、2015年股市疯狂时,许多上班族无心工作,因为随便买一只股票都可能是涨停板,挣的比一个月的工资都多,所以全民疯狂炒股。2015年的一段时间每天的交易量突破万亿元,开户数天天创新高。许多理性的人开始怀疑、忍耐,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发了财,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能够经得起这种诱惑的人,往往具有非凡的定力。如果没有源自内心的信念,很难做到这一点。华为、格力、美的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是熨平经济周期起伏不定的核心力量。如果不是这些企业几十年来埋头于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致力于“中国造”,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会更大。《长寿公司:商业“竞争风暴”中的生存方式》的作者阿里·德赫斯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公司董事,在该公司工作了38年。他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公司:一种是经济型公司,这种公司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员工沦为企业赚钱的工具。另一种是生命型公司,企业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任何决策都围绕怎样让企业的寿命更长。为此作者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作为生命有机体,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获得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才能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进化。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表现为企业里人的成长。生命型公司和经济型公司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对待员工的视角。在生命型公司,员工是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各种营养(例如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滋养下不断成长,由此推动企业组织的成长。这种具有生命特征的企业就是企业家的企业。在企业家的企业里,管理就是生命链接生命。企业家喜欢挑战、永不满足,他的愿景、激情、梦想、斗志感召着全体员工,使大家愿意为了未来去拼搏、去学习。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奋斗中,大家的潜能都被激发出来,精神面貌日新月异。由此,企业家的生命和员工的生命在企业这个组织里通过管理的实践得到了共同的成长。德鲁克最早把企业视为对人的生命和尊严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他认为企业能让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他终生都在探讨和实践企业怎样在愿景、使命和价值观的作用下,让每个生命都能够成长从而获得生命的尊严。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生命型公司一定人才辈出,是人才的摇篮。各种人一进入这样的企业,就会像一棵树一样茁壮成长。这方面的企业典范当推通用电气。在韦尔奇当家的20多年时间里,通用电气为无数企业输送了CEO。许多人一旦从通用电气末位淘汰出来,其他企业都疯抢。这类企业除了人才辈出,核心团队也基本稳定,许多人在企业度过整个职业生涯。他们的生命和企业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企业一般都是长寿企业。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都有生存的权利,都应该开出鲜艳的花朵。怎样让每一个生命都获得尊严?我觉得在企业家的企业里,生命能够健康成长。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成就感,从而获得生命的尊严。改革开放后,人民压抑了多年的经商热情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小商小贩走街串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他们吃苦耐劳,在常年的经商过程中练就了精明的头脑、敏锐的嗅觉。企业家的作用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还包括不断创造人们的需求,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断的流动、变化、交易等,对各种制度不断冲击,反过来倒逼社会的政治制度改革。“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偷偷摸摸把自留地的菜拿到市场上售卖,被抓到后当作资本主义的典型批判。那个时候意识形态太强大,一点微弱的商业之火并没有燎原。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安徽有个做瓜子的老板名叫傻子,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人。当时中央有人主张把傻子抓起来,但遭到了邓小平的反对,他主张再看一看。这样一看,就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大幕。任何制度不到濒临崩溃的那一步,都很难主动改变。只有借助外界的力量,才会逼着它去改革。网约车的出现对出租车形成了极大的冲击,遭到了既得利益者强烈的抵抗。有些地方为了对付网约车,花巨资建立起约车中心,试图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历史的车轮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企业家这种永无止境的创新行为可以倒逼经济与政治改革,使那些已经过时、阻碍社会进步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不断进化,由此打破原有的均衡,实现社会的转型升级。近几年来,经济发展的L底、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牵动着每一个国人的神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脱虚向实等呼声不绝于耳。通过推动股市发展来激活经济,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推动互联网金融等措施,都在意图为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的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找到增长的突破口,但以上举措的效果十分有限,互联网金融中的P2P不仅没有给经济发展提供推力,反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畅销书《引爆点:如何制造流行》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引爆点,对我们理解当前改革的思路有一定的启示。他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美国有款名叫暇步士的羊皮鞋,1993年之前一直默默无闻,每年仅销售3万双,当时生产该产品的公司甚至考虑停产这种鞋。但是,到了1995年秋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许多大牌设计师打来电话,告诉公司打算在自己的展览中用暇步士鞋作为搭配,暇步士就这样一下子流行起来。1995年,该公司销售了43万双暇步士鞋,1996年的销售量是上年的4倍,暇步士成为美国男青年衣着打扮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惊奇的是,该公司总裁承认,公司并没有为赢得流行而做出任何努力。是什么原因使得名不见经传的暇步士流行起来呢?这一切都始于曼哈顿东村和苏河区几个年轻人穿了这种鞋。他们穿这种鞋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穿。接下来这些年轻人对暇步士的爱好传递到两位时装设计师那里,他们用该种鞋子搭配其他高级时装。就是这种搭配,使得暇步士成了最新的时尚潮流,一下子从曼哈顿商业区赶时髦年轻人的时尚之选走向全美国。这场莫名其妙的流行是谁引爆的?是开始使用该鞋子做搭配的时装设计师,他们俩就是暇步士流行潮的引爆点。那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否找到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引爆点”?能!这个引爆点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升级,实现从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向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型,实现资本市场从无效、低效到高效的转型,一句话,整个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市场、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引爆点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当前改革的导火索、方向标!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家通过为人类创造价值、缝合社会裂痕、熨平经济周期、倒逼社会改革等行为,可以创造新产品,开辟新产业,打破原有均衡,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升级。由于生命源头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精神,企业家永远在创新、突破的路上。企业家精神具有一种核动能,具有无限的穿透力,使之成为经济与社会转型升级的引爆点。这一特征如下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