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文锋教授专著《企业家精神》出版后被《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求是网、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大力推荐，并获得省政府颁发第九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黄文锋是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省经企联)常务副会长。现省经企联微信公众号及网站连载，希望能对各位会员及广大企业家带来益处。
连载之三十一:
我十分喜欢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他的《心智的力量》是一本难得的探讨人的心智模式的好书。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心智模式下思考和认知世界的。世界是我们认知框架下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和我们认知中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个丢斧头的人眼中,邻居都是鬼鬼祟祟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囿于自己的心智模式,出现偏见、狭隘、局限、主观、短视等。克里希那穆提说,你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你和我才是问题,而不是世界,因为世界是我们的投射。要了解世界文明,必须先了解自己。他还说,从某种角度看,知识是必要的,但从另一种角度看,知识变成了障碍。所以,如果时时刻刻都能将过去的意念止息,我们的心就能保持清新而不腐朽,不被黑暗的思绪吞噬。现实情况是,我们总想在别人那里得到启蒙,而无法依靠自己的觉察和理解。克氏终生致力于启发人们自我觉察和探索,超越自我、宗教和民族的局限,通过个人的意识转化获得单纯而开放的心灵。他对灵魂的看法发人深省:灵魂只能独行,因为我们只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方向,而没有能力控制别人的道路。和克氏一样,禅宗的六祖一直倡导“无念”,这个思想实际上出自《楞伽经》。所谓无念,就是不执着,连这个不执着也不要执着。任何人都在有念中生活,都在二中生活,于是就有烦恼和生死。无念就进入了不二,不二就没有那些念头,如主观、客观、善恶、是非、过去、未来等。禅宗的冥想也是清空自己已有的认知垃圾,让思维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以还人一个无念的心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各种理念的世界中,所以一直被各种模式、真理、理想、主义包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难逃脱这样那样的心智陷阱。正因如此,许多宗教和哲学大师毕其一生从事这种探索,企图拂去人类心灵的尘埃。一个人受自己心智模式的束缚,一个企业则受一群人心智模式的限制。《第五项修炼》就探讨了这一问题。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基于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同样会形成一个群体共有的心智模式。这个模式也可以叫作意识形态。例如,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人都是为神而活着,上帝是万物的主宰,所以人必须终生买赎罪券消除自己的罪孽。这是由宗教人士构思出来并使全体人民都确信的意识形态。能够上升到意识形态层次的,一般都有一个理论体系,通过宣传和教育使人慢慢丧失判断力而跟随。洪秀全鼓吹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他的拜上帝会就是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1933年初德国出现了纳粹的法西斯专政。此后5年间,德国大学教师被解雇、受迫害的有2 800人,海德格尔却在该年秋天带领960名教授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并一度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同样,文艺复兴高举人性大旗,认为人生而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资本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是具体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群体的心智模式既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有关,又与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密切相关。那么,怎样判断群体的心智模式是不是阻碍了人类的活动?我觉得老子的思想可以为这一判断提供强有力的启迪。老子认为,万物归于道。什么是道?所谓道,就是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还没有人类或者人类处在洪荒年代的样子。当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时,就会接近原来的样子。所以,在关于人类的治理模式上,老子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在治理国家方面,老子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种原来的样子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识。由此,任何违背常识的意识形态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所以,判断一个人也罢,一个群体也罢,都要看它的心智模式是不是原来的样子。如果强加了人的意志、人的欲念、人的理想,就一定会阻碍个人和群体的活动。企业家之所以行动果敢和决断、有良好的直觉,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智不受过去约定成俗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受各种知识、真理的诱惑。他们的心智所受的扭曲最少,所以是面向未来的,是被梦想激励的,是在愿景的牵引下无所畏惧的。我把这些称为“伟大的实践”。同样的道理,伟大政治家的改革也没有受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是一场伟大的实践。任何称得上伟大的实践都是不受任何既定的条条框框约束的,都是在伟大愿景的感召下,凭着领袖人物的胆量、意志和决心,对未来的一种大胆尝试。在试错过程中会经历许多挫折和失败,但是整个组织通过学习,在领袖的牵引下不断适应内外部环境,不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共产国际以及留苏派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瞎指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不唯上、不唯理论的条条框框,创造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实践。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结果,我把这种过程叫作伟大的实践。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更是伟大实践的典范。他对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保持高度警惕。或者说,他的心智没有陷入姓社姓资的束缚,所以勇敢地面向实践,坚持不懈地试错,以勇气和决心而不是什么主义、什么理论把实践推向前进。当时,人们还受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束缚,改革裹足不前。邓小平非常大胆地说不要进行无谓的争论,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思想,开启了中华民族又一伟大实践的序幕。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改革开放的辉煌,都属于这种伟大的实践。中国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四十年来,在邓小平先行先试伟大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富人因对前景没有乐观稳定的预期而纷纷移民海外,民营企业投资不断萎缩。而中产阶层在货币超发的大潮下,财富进一步缩水。整个社会处于矛盾交织、各个阶层都很焦虑的状态。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在何方?我认为,需要启动一场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为主线的伟大实践。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当前国有企业的混改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改革实验。国有企业是我国综合国力的载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混改后国有企业如果能够涌现一支企业家队伍,改革就是成功的,国有企业就会逐渐走上依靠创新、创造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一场改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检验这场改革的试金石。这需要从政府到国有企业领导者大胆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发挥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这样就一定会掀起一场新的伟大的改革实践,使我们再次创造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谈论中国改革方向的选择,就不能回避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观点。这不仅是学术观点之争,而且是关乎中国改革具体路径的选择问题。我对林毅夫的认识,源于20世纪90年代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一文。该文认为,只要国有企业享有充分的信息,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监督就不是问题。为此,国有企业可以超出产权领域进行改革,“超产权论”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只要信息充分,就可以激励和监督经理人。但是,他是否想过,这样的充分信息从哪里来?没有产权清晰的充分市场竞争,何来充分信息?一般认为,自由是一切创新的起点,企业家是自由竞争的产物。林毅夫则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下,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充分自由的,怎么会没有创新?但是,小农经济下人们的那种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选择自由吗?林毅夫主张有为政府,强调对产业进行引导、扶持。问题的关键是,有为政府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得十分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不久,辽宁省请林毅夫团队对辽宁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他们提出了以政府大力扶持轻工业为主导的一系列产业发展策略。方案一出台业内哗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林毅夫团队认为,面对急剧下滑的经济形势,政府不能束手无策,不能无为,而是要引导和扶持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前之所以各种方案都没有什么效果,关键是没有发挥比较优势。针对反对者关于政商环境不佳等问题的看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政商环境是内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对此进行扶持和引导,政商环境就会好起来。如果政府在目前这样的衰退形势面前按照反对者所说的优化政商环境,实际上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也就是没有作为。实际上,政府积极主动的产业政策存在信息不对称、激励扭曲、负外部性等问题,这样的产业政策下即使不出现寻租行为,也很可能导致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因此,在市场面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应该减轻企业运行的各种成本,同时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一句话,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为市场释放自由,同时加强立法和司法,保护市场的自由,让市场的各个主体有参与的积极性。这样就可以激发市场参与者的创造热情,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就可以培育起来。这才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方式。林毅夫说:“我从来都认为,讨论政策问题与讨论纯粹的学术问题是不一样的。谈论政策问题,只能从当下所拥有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出发。”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他无视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初始条件。这个初始条件就是,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是一种过剩经济,更需要原创,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前大把的机会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变成了威胁。从外界关于中国的言论中就可以知道,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紧盯着我们,我们的劳动力、环境等方面已经不具备曾经的优势。在经济容量饱和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各种壁垒不断增加,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到了无人区,在许多领域不得不由我们来引领。这样,我国也由以前追赶、学习和模仿的经济时代必然过渡到依靠创新的企业家经济时代。所以,退一万步说,即使过去是靠产业政策导致了高速增长,但是现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市场空间没有了,靠定向引导也很难起作用。某省有位领导收到了一个残疾人写的建议信,信中提出了把该省发展成国际化大省的建议,其中提到建立国际研发中心。该领导批示建议很好,让下面的发改委照办。发改委找到平时素有往来的某高校教授。该教授负责起草国际研发中心评价标准,也就是研发经费、利润、收入等指标。对于这个一天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该教授申请了80万元的经费。由于一直和发改委某部门合作,通过发改委报省财厅后就通过了。除了来得很容易的这笔钱,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该教授是全省国际研发中心标准的起草者,也是该项目评估组组长,各个企业的老板知道后蜂拥而至。因为一旦评上这样的国际中心,省政府给每个中心都有2 000万~3 000万元的资金支持。这些老板都是看得很远的人,知道未来中心实施时,这个组长将起决定作用。所以他们上门,有人送几万元钱,有人送几箱酒,有人邀请到企业考察,包上一个大红包等。项目还在起草阶段,该教授就已经被各路老板包围。该教授对别人说,没有想到权力有这么大的作用,权力真好。此项目由于该领导调任而作罢,否则该教授还会发更大的财。这也反映了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什么会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在一个权力可以获取巨大利益的国家,产业政策很可能变成寻租的工具,环境使得那些商人成为唯利是图的奸商,而那些想成为英雄的人最后举步维艰,要么扭曲成商人,要么从市场上消失。而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里,企业家可以很好地成长,而商人因为没有寻租的空间,也不断通过创新生存,到一定程度也会演变成企业家。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环境就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现状、发展趋势、成因,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一味盲从于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你说一路我说一路,一定会把中华民族的改革拖进死胡同。人类社会要想进步,不是靠坐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理论推导,而是靠伟大政治家和伟大企业家的实践。而这个伟大的实践是他们用整个身心对中国和全世界所面临机会和风险的深刻感知而产生的顿悟,以及他们强大的意志和决心所形成的伟大决策。改革需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气概,需要掀起一场伟大的实践。这个实践不是对“L底”“速度高不高低不低”等进行的无聊争论,而是应该以增强市场的活力、激发企业家精神为标准。● 接受企业的投诉,乱收费、乱伸手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相应地方领导的责任,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的负担,让企业想干、愿意干。● 逐渐放开能源、电力、通信的准入限制,让民营企业有步骤地进入。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先行先试,错了不要紧,退回来就是。不要天天在那里无聊地争论而贻误战机。在当前的改革中比较走在前列的地方政府,我认为是深圳。年初我到深圳企业调研,有个企业主告诉我,政府专门出台了文件,不允许税务专员随便到企业。如果他们来企业了,企业可以随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我听了以后,热血沸腾!这才是中国改革的出路!这样的政策环境激活了一大批创业者,人人都想创业。另外,现在的五险一金给企业带来了比较沉重的负担,深圳是怎么做的?我调研的那个制造企业有几百名员工,员工只要从家乡开具已经交过社保的证明就不用交社保了!这些都是深圳政府为了减轻企业负担而进行的大胆探索,目的是让小企业好好成长,等它们壮大了,一切就好办了。而这种探索既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又使企业轻装上阵,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的改革实践。相比之下,我在肇庆、广西做顾问时发现,每个基层员工1年的社保就是近1万元,如果交少了或者不交,罚款则是几万元。肇庆某个制造企业有2 000多人,一年社保就是2 000多万元。深圳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最成功的典范,关键就在于它把服务企业、激发企业的活力作为改革的方向。在这样的改革实践中,一大批企业和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现在深圳市的上市公司就有350多家,许多世界性的大企业、大企业家作为深圳的名片,正向世界展示着它的骄傲。(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