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在线上举行。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出席活动并发表了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和应对全球通胀压力的看法。
黄奇帆：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黄奇帆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发表看法。他说，当前全球各国经济运行都受到三个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有观点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黄奇帆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的不确定性的。黄奇帆表示，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也即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产地销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销地产是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黄奇帆强调，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具体来说，下一步要做五个层次产业链的努力。首先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三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五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黄奇帆表示，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目前已经初现雏形。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杨伟民：下半年经济恢复步伐将加快，应出台增量政策
杨伟民表示，3月份以来，我国发生了严重程度仅次于2020年年初的第二轮疫情，经济处在2020年一季度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当时还要严重。前5个月，1-2月经济正常恢复，3-4月逆转，5月主要指标边际改善，呈现恢复迹象。展望后期经济运行既要正视困难，也要坚定信心。当前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从长期看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从短期来看，国内疫情已缓解、防控措施更精准。经济发展将重回正轨，下半年若没有大规模疫情冲击，经济恢复步伐将加快。在稳就业方面，杨伟民分析称，以2010年-2020年城镇单位就业增长情况来看，除了建筑业之外，吸收大学生就业的行业主要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目前除了少数行业，比如卫生、商务服务、公共管理之外，其他行业都出现了一种行业性预期转弱的情况，所以扩张放缓，招人也就减少，对大学生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稳物价方面，杨伟民称，目前居民消费价格CPI控制在3之内，但未来也会面临三个压力，今年3-4月份，CPI连续两个月都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月度上升0.6个百分点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但5月份持平，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目前猪价处在转折期，猪肉价格很可能触底反弹，迎来新一轮猪价上涨，将给CPI形成很大压力。杨伟民表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政策措施正在落实。下半年若没有大规模疫情冲击，经济复苏步伐将加快。他建议，应根据形势，按照再聚焦、加力度、利长远的原则，出台增量政策。
王一鸣：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可考虑上调赤字水平或发行特别国债
王一鸣表示，当务之急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努力实现二季度转正，经济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就宏观经济政策来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是足够充裕的。下一步可以研究通过贴息来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消费、信贷业务。通过政府适当补贴、金融机构适当让利来发放低息的、免息的消费信贷来推动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比如能不能适当上调赤字水平，进行预算调整。也可以考虑增加不计入赤字的特别国债的发行，来进一步来推动内需的扩大。王一鸣认为，当前供需还存在较大缺口。尽管基建投资在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的支撑下保持较快增长，但仍然受到项目储备、资金用途、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化解隐形债务等方面的约束。所以基建投资能不能对冲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减缓，还取决于下一步的政策力度。
刘伟：要坚持以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
刘伟认为，2022年消费或将出现回暖，但受疫情防控和未来收入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仍将乏力，未来仍要把握扩大消费的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从需求角度要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房价、合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从供给角度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市场交易环境，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努力降低交易成本等。刘伟表示，除了要扩大消费，还需要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抓住两个较为突出的产业升级机遇，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也还需要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要全面统筹各方力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优势资源，合理布局各个技术环节，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刘元春：要出台企业成本控制政策对冲价格上涨压力
刘元春以“全球滞胀中中国崛起的新机遇”为题发表演讲。刘元春认为，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大于挑战，大变局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很大的契机，中国要抓住全球这一轮变化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全球滞胀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一是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硬着陆，不仅仅体现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高企、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高企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高企，很可能出现一轮泡沫破灭的现象。二是美元地位在这一轮冲击中，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是会受到冲击。此外，欧洲紧随其后。欧洲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引来它的超级紧缩，这个紧缩带来各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扬。欧元区在2008年后出现的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另一方面，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大宗商品上涨、能源价格上涨，的确会带来进口成本大幅上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但中国经济目前对于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刘元春说，并且这种全球通胀上扬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而且体现在汽车、耐用品、一些制造品上扬，这将是对中国有利的。刘元春还指出，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新经济的中心。刘元春表示，对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进行重新审视。在新一轮滞胀中，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是我们的战略重心。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对冲成本上扬产生的压力，要出台企业成本控制政策，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必须要以我为主进行全面改革，真改革，真正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使创新体制再调整，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园区，向高技术、新技术进行简单延伸的战略布局可能要进行全面审视和再定位。”刘云春说。
毛振华：要重视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毛振华建议各地政府要抓好营商环境，“红绿灯”的指标要设置好，让企业家有明确的预期。“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要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长期贯彻下来，让更多的人有创富，争当企业家的氛围”，他也强调，对于企业界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应该以偏概全，不能因为少数企业家出现大问题，就认为整个企业家队伍、整个企业环境出现了大问题”。他强调关注重视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把这一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发挥这些企业在国家竞争中的特殊作用，让他们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