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可从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声明说起：中国政府声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允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在声明之前，法学大家倪徵介绍说，1930年英美等国根据海岸炮台射程3海里制定的领海宽度。毛主席说，我们不用害怕，朝鲜战场我们已较量过，也不怕再次奉陪。于是根据海岸炮台射击12海里能力制定。果然，列强炸锅，1958年9月8日，美军舰一进入，解放军炮火就扑面而来。美军舰慌忙逃跑。以后不敢再犯。一句：“我们不用害怕，朝鲜战场我们已较量过，也不怕再次奉陪”。体现了我国经过朝鲜战场的底气。1982年联合国海洋会议决定采用中国标准的12海里领海宽度。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与领土有同等法律地位领海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武装干涉朝鲜内战。6月26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南朝鲜军。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十分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美国硬要将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决心应对 这一挑战。1950年10月初，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意愿，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投入作战的兵力、后勤保障、武器装备以及国土防空、东南沿海防御等进行周密部署。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了美国在朝鲜和台湾海峡采取行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和中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南朝鲜以“必要的 援助”。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并委托美国任命“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D.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由M.B.李奇微、M.W.克拉克继任）。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表示极大义愤。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 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保卫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集中在东北中朝边境地区整训。9月15日，美军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在朝鲜南部洛东江地区作战之际，以其第10军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我参谋总部雷英夫等已有察觉，通报给斯大林与金日成）美军配合正面部队对朝鲜人民军实施两面夹击，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朝鲜人民军的急剧变化。9月28日，美军攻占汉城（今首尔），29日美军进抵北纬38°线地区，并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向朝鲜北部地区进攻。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讲话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随后，中国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向美国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令其侵略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与此同时，美军空军不断侵犯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和乡村，海军不断炮击中国渔船和商船，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害，中国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因势利导，避强击弱，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第一阶段之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入朝之前，为有把握地进行作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先组织防御，创造条件，然后再举行反攻。志愿军入朝后，在开进中发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前进甚速，志愿军已来不及先敌占领预定防御地区，“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正在分兵冒进，战场形势出现了志愿军在运动中歼敌的有利机会。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指示志愿军改变原定防御计划，采取进攻行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 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志愿军遂改变部署，决心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发起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率其所属2个师配合朝鲜人民军部队在东线长津湖和赴战湖以南黄草岭、赴战岭地区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清川江以北地区歼击疯狂冒进的“联合国军”。10月25日，志愿军在开进中以预期遭遇姿态同“联合国军”进入交战，先机展开进攻，至11月5日，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此时，志愿军在前线的作战兵力达38万多人，与“联合国军”22万人相比，数量占有优势；“联合国军”虽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错误地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12月25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发起第二次战役，先以一部节节抗击，故意示弱，掩护主力后撤待机，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西线于25日黄昏、东线于27日黄昏先后发起反击。“联合国军”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丢元山。至12月24日，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及以南地区。 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第二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一阶段之第三次战役：“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连遭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不安。美国当局为挽回败局，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时间，整军再战。为不给“联合国军”以喘息时机，在政治上取得更大主动，毛泽东决定志愿军立即越过“三八线”。据此，志愿军采取稳进的方针，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于1950年12月31日黄昏发起第三次战役。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至1951年1月8日，解放汉城，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第一阶段之第四次战役：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主力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败退“三七线”附近后，虽充满了失败情绪，但迅速进行整顿，并补充人员、物资， 调整部署，当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时，便于1951年1月25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第四次战役。首先，以志愿军2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志愿军4个军和人民军2个军团于2月11～13日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对南朝鲜军实施反击，并取得了胜利，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此时，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准备长期作战，已决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于是，志愿军和人民军遂于2月17日开始转入全线实施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消耗与疲惫“联合国军”，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准备新的反击作战。 至4月21日，将 “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志愿军后续兵团也全部到达指定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第一阶段之第五次战役1951年3月中下旬，当“联合国军”再次向“三八线”推进时，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因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于4月11日被撤销职务，李奇微接替“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联合国军”企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朝鲜平壤、元山一线蜂腰部地带，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入朝参战，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决定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侧后登陆企图，歼灭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4月22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同人民军一起给予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以歼灭性打击。胜利后，志愿军为保持主动，以利再战，遂将主力向北转移，准备新的作战。至6月10日，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从此，战争形成相持局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在7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击退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共歼“联合国军”23万余人，迫使其接受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阵地战）这个阶段，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略上执行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方针。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其特点是：军事斗争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位。1951年6月，“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增至69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兵力增至112万余人，志愿军为77万余人，但在技术装备上，志愿军和人民军仍处于劣势，并且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交战双方总体军事力量基本上趋于均衡，战场形势已处于相持状态。战争双方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当局已认识到面对源源不断得到补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兵力，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无取胜希望，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美国国内和国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在战场上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的实践，也深感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在短时间内歼灭美军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51年6月中旬确定了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方针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要求志愿军作战应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据此，志愿军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以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斗争“双管齐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长达两年多边打边谈的局面。第二阶段之粉碎 “联合国军”局部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之战役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联合国军”方面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线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千米土地。遭到朝中方面坚决拒绝后，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供应为目的的1952年初，美军对中朝军民还秘密进行了细菌战。对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予以有力的回击，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并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运输补给问题。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局部战术反击作战，收复许多前沿阵地和沿海10余个岛屿。“联合国军”方面被迫放弃无理要求。1951年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1951年12月，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开始后，“联合国军”方面为强迫扣留朝中战俘，提出并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朝中方面全部遣返战俘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在此期间，“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失败的教训，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以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和加强已有阵地，于1952年春、夏季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使防御作战得到进一步发展，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攻防作战均处于更加主动地位。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依托阵地广泛开展小部队战斗。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同时，在第一线阵地广泛展开了以消灭“联合国军”零散目标为目的的“冷枪冷炮”狙击活动，极大地限制了其活动。随着阵地巩固、运输补给问题的解决和武器装备的加强改善，志愿军和人民军于9月18日～10月31日，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了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攻击77次，巩固占领17个阵地。10月14日～11月25日，又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联合国军”为扭转被动局面，配合谈判而发动的规模较大的“金化攻势”。1952年冬，朝鲜停战谈判仍无进展。新当选的美国总统D.D.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谈判还不成功，就要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已于5月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组织专门小组制定了在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的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这一企图，从1952年底起，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加强了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守兵力和防御阵地，囤积了大量作战物资，正面战场也作了充分准备，至1953年4月全部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被其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志愿军根据毛泽东关于“争取停、准备拖”的指示，发起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为了促进停战实现志愿军与人民军一起发动了夏季战役。5月13日～6月15日，对“联合国军”进行两次不同规模的进攻。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6月15日，按照协议重新校订调整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也基本完成。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破坏刚刚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声称要“单独干、北进”，企图破坏停战实现。志愿军和人民军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以南朝鲜军为主要打击对象，于7月13日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歼灭“联合国军”7.8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失败而告结束。在战争第二阶段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联合国军” 72.3万余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将其陆军1/3、空军1/5、海军近半数的兵力投入到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然而却遭到失败。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用于战争的经费达400亿美元。志愿军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用于战争的经费为62.5亿元人民币。1、它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交织进行，复杂尖锐，双方军事较量异常激烈。在一个幅员狭小的战场上，战争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器，到战争结束时，双方兵力总共达300多万人。战场上的兵力密度、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美国空军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战争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军具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实行的是现代化诸军种、兵种联合作战。但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内部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落后，志愿军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部队作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所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得到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3、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东西濒海、地幅狭长、山高林密的朝鲜半岛北半部，便于实施登陆作战和利用山地隐蔽军队、组织防御，但不便于发挥机械化技术装备的效能和大兵团实施广泛机动。4、志愿军出国作战，就地补给或取之于敌都较困难，一切作战物资基本上靠国内供应，由于交通工具落后，运输手段有限，加之美国空军的封锁破坏，供应困难，作战行动受到很大影响。“联合国军”依赖其现代化装备，能迅速完成补给，保障作战。都制约着战争双方的战争指导，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战争，以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顽强的意志、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为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2、这场战争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这场战争由于双方都面对新的战场、新的作战对象，因而作战样式、战略战术的运用，都有别于过去进行的战争。喷气式飞机的大量使用、直升机直接用于作战、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防御阵地体系的形成，给以后的战争提供了新经验，促进了军事学术的发展。4、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而且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促进了中国国防现代化。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重温抗美援朝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学习抗美援朝的历史，使我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7、学习立国之战的抗美援朝历史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8、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郁达夫：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辛弃疾：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雨果：一个好行为也可能是一个坏行为，谁要救了狼就害了羊。谁为秃鹰修复了翅膀，谁就要为它的爪负责。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就是我们党构筑的精神谱系。我们党的精神谱系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话语权）、“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我们党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中共党员、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教授。中国首位行动理论研究专家，其1990年博士论文《行动与行动说明》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行为经济学提供支持。长期从事大数据研究，曾在羊城晚报用整版的篇幅阐述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在不同类型企业讲授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如何让传统企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运用算法话语权开拓市场。职务：曾任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院长、广东省总工会干校校长、广东省立法委员会顾问、广东省高校设置委员会委员、“广州亚运会风险评估及对策”专家评估组组长等职务。曾任广州市企业评价协会会长，多次撰写广州市企业评价报告。其中关于广州行动的研究报告受到广泛关注。易江教授研究劳动领域和诣企业劳动关系30余年。对新时代群团工作、工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有深入的研究。自1988年从事研究行动理论课题，是我国行动理论创始人。并与国际专家组一道研究诺贝尔获奖者成长密码，提出人的成长“六六模型”，从经济领域和全球视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分析囯别思维方式、经济行为有独到的见解。
